作者有話說：

[3] 瓦爾特·烏布利希，東德總書記，小時候罹患白喉，雖然痊癒，但聲音變得尖細奇怪，是他的個人標誌之一，加上他的薩克森口音，「公開演講時，時常令人無法理解」（引自Berlin 1961， Frederick Kempe）

第二十七章

在柏林，夏天已經來了。萊納時常開著窗，讓風進來。他沒換窗簾，仍然用著房東留下的棕色布簾，印花散發出衰老的氣息，靠近地板的地方被上一個租客的貓抓壞了。萊納並不特別介意，美學不是他的首要考量。

他不常在家裡。一是因為不希望和竊聽器時刻共處，二是連日的好天氣提供了足夠的理由外出。他帶著小說到河邊散步，在長椅上一坐就是好幾個小時，書攤開在膝蓋上，但眼睛看著水面上的野雁。雖然咖啡廳比長椅舒適得多，但街上不太安全，如無必要，萊納不希望出現在東德巡邏隊和美國軍人的視線里。他當然聽到了關於牆的流言，但沒有過分擔心，從1952年開始，類似的謠言每年都浮出來至少一次，全都沒有成真。在他看來，最糟糕的情況頂多就是1953年重演，人們會像以前那樣熬過來的，老實低下頭，不要亂說話，等風暴從頭頂吹過。它一般只影響那些站得高的人。

白晝漫長，好像來了就再也不走了。萊納踩著駁船傍晚的汽笛聲往回走，躲進「金色鵜鶘」，喝酒，直到夜晚終於展開長袍，把柏林裹進懷裡。酒館打烊之後他才回家，走出了兩條街，意識到小說忘在酒館裡，但是現在折返太遲了，只能留到明天再說。能亮的路燈本來就不多，這一晚連最後一盞也被打碎了。公寓所在的那條街完全陷入黑暗，萊納覺得自己聽見了腳步聲，在前面，不是後面，他皺起眉，在微弱的月光里，面前的街道空無一人，只有無用的路燈柱投下半透明的影子，像炭筆蹭出來的污漬。他比平常多喝了一份威士忌，不是個好主意，大腦就像裝在冷水瓶里，隨著腳步晃動，在狹窄的玻璃瓶身上不停碰撞。

所以，打開家門之後，他十分肯定自己看見了幻覺。

窗還開著。安德烈坐在餐桌旁，在牆壁的深色陰影和窗簾的淺色陰影之間。看見萊納的時候，他站了起來，動作很輕，沒有碰到桌子，木椅也沒有在地板上刮出聲音。萊納後退了一步，在牆上摸索電燈開關，不敢從安德烈身上移開目光，不知道是怕他消失，還是怕他突然發起攻擊。酒精令他的手指變得笨拙，感覺花了一整個小時才打開電燈，燈光照亮了餐桌和半個客廳，安德烈還在原處，看起來和萊納一樣真實。

萊納半張開嘴，安德烈搖搖頭，把食指按在嘴唇上，另一隻手指了指餐桌上的一個筆記本和兩支鉛筆。竊聽器，幸好他還記得這件事。萊納重重地在牧羊人對面坐下，膝蓋撞到桌腿，一聲悶響，剛才喝下去的威士忌剝奪了靈活動作的可能性。安德烈笑了笑，悄無聲息地坐下來，在紙上寫了第一個單詞，把筆記本推到萊納面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