因此，核電站的工作雖然枯燥危險，但安東兢兢業業，毫無怨言。

在切爾諾茲克的三年，一共有兩件最讓他高興的事情。

第一件是他在爬上安全殼穹頂檢查的時候，因為積雪的緣故腳滑了一下，接著同事又手滑沒拉住安全繩，結果掉下去摔傷尾椎骨，被送進醫院躺了一個月。

讓他高興的當然不是摔傷，而是他的主治醫生薇拉·斯米爾諾娃。雖然因為對方一直戴著口罩，臥床的一整個月裡，事實上也包括後來所有的時光，他都從未見過薇拉·斯米爾諾娃眼睛之外的面容。

即使如此，那個月也是他人生最幸福的時光——如果摔傷的是腿，而不是讓人難為情的尾椎骨就更好了。

出院那天他如喪考妣，經歷了人生第一次轟轟烈烈的失戀。他沒有嘗試追求薇拉·斯米爾諾娃。他矮小，不英俊，才二十五歲就開始謝頂了——從中學時代他就明白，愛情是只屬於少數人的權力。他不想被厭惡。

第二件是接到上級通知，由他接引中央派來的經濟觀察員。

那時候中央常常往下級部門和工廠派遣經濟觀察員，這些觀察員大多出身克格勃，至於克格勃在人們心目中是什麼形象，參考各種半夜以無數奇怪的理由被克格勃逮捕的蘇維埃笑話，就能想像一二。

對大部分人來說，接引克格勃，簡直是一個能嚇得睡不著的任務——萬一家裡有那麼一兩樣來自北亞美利加的物件，被扣上了「通敵」的帽子怎麼辦？

讓安東高興的事情總是這麼地奇葩。

事實上，他剛剛接到任務的時候，也是緊張的，但他很快想到自己對祖國真摯的熱愛天地可鑑，頓時又為自己的緊張羞愧起來。因為這種羞愧，他主動邀請安德烈·瓦西里耶維奇住到自己家裡——天啊，邀請克格勃住到家裡，這是什麼作死行為？

像他這樣的大傻瓜，當然扛不住安德烈的有意套話（雖然對方套話並不是為了找理由逮捕他），幾杯伏特加下肚，第一天晚上就把自己祖上三代的故事、包括那場轟轟烈烈的失戀交代個乾淨，甚至說到傷心處，嗚嗚地哭了。

安德烈鼓勵他：「為什麼不去試試追求她呢？比如寫一首詩。」

當時安東想：天吶，這人居然建議我寫詩！

1985年，早就不是那個兩袖清風、憑一首詩就可以相愛的時代了。年輕人去昂貴的飯店，去莫斯科看演唱會。寫詩，這麼古董的建議，卻出自像安德烈這樣的年輕人之口，讓安東簡直要笑出聲來，又仿佛在茫茫人海中發現了另外一隻披著年輕人的皮的老，在那一刻他就單方面決定安德烈是他一輩子的兄弟，不管他是不是克格勃。

安德烈在普布利亞只停留了一個多月。他走的時候安東哭得比失戀那次還要慘，直到別人開始用詭異的眼神看他們倆，才把他的眼淚嚇了回去——蘇維埃對這種事情是很嚴苛的——再說又不是那麼回事！

安德烈在普布利亞的時候，一直心神不寧。安東猜測是追查破壞分子不那麼順利，但他並不多麼擔心。破壞核設施是絕對的自殺式襲擊，他不認為北亞美利加人有這樣的勇氣。

他再次想起安德烈的來訪，是近一年後，從列寧格勒寄來的最新《實驗與理論物理雜誌》中，一篇關於石墨的文章，讓他忽然聯想到了含有石墨的控制棒，並且意識到石墨材料與幾次測試中出現的功率異常波動之間的聯繫。

安東的智慧仿佛具有某種二象性，只存在於物理學的結界之內——在工程的領域之內，他能從微弱的信號中敏銳地洞察系統的漏洞，而在物理學的範疇之外，他完全缺乏理解「總工程師不可能不知道」「為什麼這種控制棒還在使用」這類問題的政治智慧。

因此，他在各種場合一再提出這個問題、寫了無數份永遠不知道在哪一層被卡住的報告的行為，不但沒有引來重視和改正，反而給他帶來了排擠和邊緣化，甚至還有人寫他的政治黑報告，如果不是安德烈為他擔保，說不定就真要去西伯利亞建設邊疆了——不過現在看來，那樣反而是個好一點的結局。

1986年春天，巨大的爆炸聲從四號反應堆響起的時候，安東正在電站的另一邊檢查設備。

聽到爆炸聲的時候，他愣愣地站在原地，仿佛感覺到空氣中的伽馬射線在穿透他的身體。他知道這些射線不會馬上殺死他，但幾天之後，他就會死於全身器官衰竭。這個瞬間竟然很平靜，他想起薇拉·斯米爾諾娃，醫院距離這裡有三十公里，他相信祖國，一定會儘快疏散民眾。<="<hr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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